年轻人的独立与盲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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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来源：秦朔朋友圈

　　作者：鲁舒天

　　朋友最近在某互联网社区做财经视频，最深的体会就是“动辄得咎”，同样的内容放在另一个视频平台，评论区就会温和很多，朋友表示，前者的用户虽然学历更高、网龄更长，但大多年轻，生活经历不够。其用户画像用平台官方数据总结，即是“用户的平均年龄是 22.8 岁，其中 86% 的用户是 35 岁以下的，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城市，大概占了一半以上”。

　　为什么“开眼看世界”的一代人却似乎更喜欢一言不合就贴标签、搞批判，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一段话或许可以解释这种矛盾：“有那种完全愚蠢而学得很多的人，和学得很少但是很聪明的人。他们懂得生命、内心和正确的生活方式，这和学习没关系……知识培养不出道德。它首先是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，然后是自我教育，通过这种方式，通过种种经验。”

　　但至于因此批判年轻人的“道德缺陷”，却大可不必，其一，并非“年轻”造成了一代人的心智癫狂与思维封闭，另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；其二，“年轻”是一个相对概念，我们 90 后也曾是前面几代眼中确凿无疑的年轻人，也都曾因为追星、早恋和玩游戏而“劣迹斑斑”。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曾几何时，批评年轻人还是一件不那么政治正确的事情，但随着饭圈文化、二次元文化及其它网络亚文化的流行，风向变成了一有问题出现，就该年轻人背锅。

　　在批评者看来，年轻人似乎已经成为不记得历史、不熟悉传统、不清楚礼节、不明白事理的代表，只会滥用公共资源，给社会添麻烦。

　　梁启超《少年中国说》里讲， “少年智则国智，少年富则国富；少年强则国强，少年独立则国独立；少年自由则国自由；少年进步则国进步；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；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”，话虽很好，可从字面意思理解，却很容易弄错因果。

　　因为正确的顺序，是国智先于少年智，国进步先于少年进步，国自由先于少年自由。原因显而易见：年轻人的效仿与对抗，都来自于对既定现实的反馈，不存在一个理论上的真空地带，能引领他们摆脱社会的例行塑造。

　　2019 年，北京师范大学与中国社科大撰写了一份《97 后报告》，系统性地探究了频繁出现在社会议题里的代际变化。

　　与 50 后、60 后、70 后被赋予“吃苦耐劳”与“责任担当”的印象相比，80 后、90 后、00 后的特质是“佛系”与“丧”，在后者还来不及组织有效的话语体系进行反击时，判决书就已经下达了，仿佛是在责难“嬉皮士”的态度是不足以支撑起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的。

　　在过去的 30 年里，中国社会始终处于“高欲望社会”，今天的年轻人面对主流话语与消费主义的说教，对“奉献”“996”“福报”“本分”进行的非暴力不合作，应当视为自主意识在起作用，距离“低欲望社会”相去甚远。

　　何况真去研究历史，你会发现年轻人的低欲望，也都来自于成年人欲望失控后导致的系统性崩盘。

　　社会学家卡尔·曼海姆在《世代的问题》中认为：人们常常受到他们青少年时期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，尤其是一些重大事件，以一个时期内的共同经历为前提，可以对不同人群进行如下区别。

　　1944-1964 年出生的人被称为“婴儿潮世代”，他们共同经历了二战后的乐观主义时期、冷战与嬉皮士运动；1965-1979 年出生的人被称为“X世代”，他们在冷战中长大，伴随着电子科技的二次革命；1980-1994 年出生的人被称为“Y世代”，他们感受过全球化的经济萧条、互联网的突飞猛进与突如其来的国际恐怖主义；1995 年出生的则是最近的“Z世代”，他们与智能手机和网络交互如影随形，他们熟悉一切最新的技术，也遭遇了人类社会“分久必合”的固化问题。

　　其中，95 后、97 后受互联网影响最深，智能设备是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媒介与信息环境的剧变，使得作为“网络原住民”的他们呈现出了一些与前人不同的特性——“面对面社交能力差、善于在网络事件中发声、喜欢立即迅速地达成目标、多任务执行能力强，但专注力有限、是独立且高要求的消费者，也是新兴行业的主力军。”

　　一面有学者指出，Z世代是第一批受到全球文化的影响、并具有真正的开放思维的一代；另一面就有事实表明，Z世代相比于Y世代，更容易受民粹主义的影响，动辄在虚拟世界中党同伐异，直到不同的声音完全消失。看上去矛盾的地方，在对青年人的“主流凝视”中无处不在，矛盾的根源，是被观察的对象无比复杂，还是观察者的切口太过单一？

　　在《97 后报告》里，研究者根据消费观、社会价值观、社交特点、家庭观念、个性及创意这 6 个维度去分析新一代青年，并结合数据整理出了 100 多个关键词与拓展词，关于 97 后的特点，可作总结如下：

　　以自我体验为导向的理性消费；

　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广泛的文化包容度；

　　在被动中发挥主动的社交属性；

　　跳脱束缚的家庭观念；

　　坚持自我的个性；

　　在生活细节上饱含创意。

　　这似乎是独立、内敛与乐观的一代，又抑或是自私、怯弱与盲目的一代。在孟子那句“尽信书不如无书”面前，自相抵消的标签显得毫无意义。有人迎合他们，就有人消费他们，有人调侃他们，就有人收割他们。他们本身如何，似乎不重要，他们参与这个世界的运转，倒是非常重要。

　　可究竟什么才构成了真正的他们？

　　我想说的是，代际划分的意义，在于它提供了社会观察的坐标，至于代际划分本身，却很可能是个伪命题。就像我们常说，95 后、00 后工作中一被批评就裸辞，很可能不是因为他们任性，而是他们还没活到一个无法任性的年纪。

　　当 95 后也人到中年，被房贷锁住、被股市套住、被孩子的习题搞得晕头转向，他们是否还能活出“一言不合就走人”的自信，这非常值得怀疑。

　　某些言之凿凿的幼稚，是年龄、阅历造成的幼稚，而不是代际本身的幼稚。

　　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：年轻人是否变了？按照尼尔·波兹曼的理论，媒介与信息环境的变革当然对人是有影响的，如在印刷机不再“统治”美国人的思想后，伴随着电子时代的突然降临，“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，高度的理性和秩序，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，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”也无可奈何地沦为社会演进中被抛弃的部分。

　　我们的确不应无视技术对人的影响——它使得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喜欢的东西——但我们更应该谨记的是：人性在上千年的历程中进步得很慢。技术的飞速迭代，改变的只是选择，而不是人性。

　　偏悲观的观察在于，这一代年轻人的自我反省能力与独立思考能力同前几代人相比，并没有多少本质区别，附在他们身上的“独立”“自我”与“有性格”，更多来自于商业广告的标榜——毕竟只有强调“自我”，东西才好卖。

　　而“自我”二字的真正含义，不是你要追求被消费主义所认可的不同，而是你本来就可以与众不同。或者说，与众不同不能作为一个价值，它只是一种形容，它和独立思考是不一样的，个体在经历了独立思考之后，是可以向同一种价值倾斜的。

　　在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，真正有共性的是教育。不同社会时期内最为关键的变量，是年轻人受到教育的类型、日常读的东西对他们产生的影响。如果这一代的年轻人什么都没有读，他们的三观就必然受制于他们周围的好友亲朋。

　　许知远曾有一个“周期性”的观察，与此不谋而合，他发现年轻人的习惯有时候会“退回去”。比如在婚姻这件事上，70 后更倾向于以个人主义解决问题，去抵消原子化和血缘关系对人的影响——“但是过去几年是剧烈的回潮，我们想都想不到，年轻一代又需要父母来帮他们决定婚姻。”

　　同样的道理，年轻人不爱读沉重的历史，懒得翻开厚厚的大部头，所以他们对往事的认知注定要拱手让人，任凭一些惟利是图的网站任意误导。

　　王尔德说过：“老年人相信一切，中年人怀疑一切，青年人什么都懂。”是的，每一代年轻人都很肤浅，这近乎真理，但另一桩真理却是，误导年轻人的从来是成年人。

　　影评人梅雪风有过一篇文章，叫《我不敢论断现在的年轻人》，作为 70 后的他回忆道，二十年前，周围用王朔、王小波的话语嘲讽父辈，指责他们老态龙钟屈从于权力的样子；二十年后，周围又开始对下一代口诛笔伐，指责他们无脑幼稚、易于躁动——“是不是只有我们这代人最为清醒呢？”

　　在他看来，每代人都被时代洪流、被其所处的阶层、圈子和小集体的价值观所笼罩，人们远没有自己假象中那般独立，看似观点对立的双方，极有可能一开始就被同一种狭隘的意志所驱动——“你的众人皆醉我独醒，其实只是你那个阵营的意淫；你的洞见，其实只是一个更细分意义上的盲从。”

　　真正独立的表现，是平和与宽容，是博雅与洗练，是冷静与收束，是广施与兼爱。是《十三邀》里徐浩峰讲的那句“是我们这代把生活搞坏了，我们给他制造了紧张，然后我们还埋怨他们，你们为什么这么急”。

　　一代年轻人在思想与行为上所体现出的深刻的失败，更多是负责对他们这代人进行启蒙和引导的成年人的失败。无论年轻人做错了什么，舆论都不该过分责怪他们，毕竟他们不过是刚刚参与这个世界的游戏。